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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4]

    作品评价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代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2]

    作品版本

    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明刊本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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